尧育飞
长沙城的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与晚清其他许多年份相比，并无寻常之处。不过这年七月二十四日，何绍基运送母亲灵柩回到长沙城，也一并把长沙城写入日记中。读这部笔者和毛健整理的“湖湘文库续编”版《何绍基日记》，可管窥长沙城在道光三十年可贵的历史切片。
灵柩归乡与风俗之困：何氏家族的茔地纠葛
在送母亲灵柩回长沙将近十年前，何绍基曾护送父亲何凌汉的灵柩回长沙，停灵在南门外的洪恩寺，如今他母亲的灵柩依旧停在此屋，等待相地之后再行安葬。在长沙买坟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绍基写道：“长沙陋俗，于茔地最甚，凡有人买成片地，则必有人出来挑逗讹钱。”他的弟弟何绍祺所买坟地，最终也不能靠差役来解决纠纷。
文士交游与学术新风：道光末年的长沙文化圈
风俗的衰敝并不影响城中的风雅故事，何绍基在长沙城中穿梭，浙江籍画家沈道宽便兴致勃勃地要和他谈论音韵学问题。李星沅之子李概取出家藏沈周、董其昌的字画供赏阅。龙友夔等人将钱灃的字画交与何绍基鉴赏。舆地学家邹汉勋向他展示所著《湘中考古录》。宁远人杨季鸾给他寄来新刻的《柳宗元集》。熊少牧在城内设馆授徒，却毅然住在城外。何绍基在熊少牧家，偶然遇到的便有晚清公羊学大家宋翔凤。
只是读书人愈来愈多，而城中书院的教师席位越来越少，以至于何绍基感叹：“近日两榜公无人不想书院，好为人师，可为一叹。”生计的艰难和做事机会的稀缺，已透露日后湖南读书人纷纷参加湘军的消息。而祁阳人张嗣康在抄录黄宗羲的《南雷文定》，何绍基和龙友夔持续阅读《明史稿》，则另辟蹊径，追上了道光朝以后晚明思想复起的学术新风。
家族联姻与士绅动向：道州何氏与晚清长沙的世家网络
长沙的大家族在这一年也有新的动向。何绍基侄子何庆治在十月十二日订亲龙友夔之女，道州何氏与攸县龙氏这两大湖南近代文化世家结成新的联盟。住在定王台旁的芋园主人李星沅长孙李辅燿也闪现日记中。何绍基道光三十年十月初六日记载：“梅生嗣子补孝出见，抱与酒果，毫不觉生疏，可爱也。”何绍基还为李辅燿赐字“补梅”。多年以后，李辅燿大力资助何维朴，为长沙城修建水仓，并给太平军攻城期间守卫长沙殉难的将领修建祠堂，成为晚清长沙重要的士绅。何绍基影响了李辅燿的金石书法兴趣，李辅燿日后赞助并成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而李辅燿的外孙唐醉石则号称“中国现代篆刻第一人”。
风物志与乱世端倪：舌尖上的长沙与广西战事暗涌
在这半年多居住长沙期间，何绍基过得十分惬意，日记记载了许多长沙风物，如“油菜苦，甚佳，又湖北菘佳”。他还写了这一时期长沙城中另类的风俗，如晚间饮“壶娘酒”，十月间也已经开始剥蟹吃。“乡间无菜可买，杀鸡一握一握，呷酒半饱”，与城中生活迥然。何绍基对乡味似乎情有独钟。十一月十九日，在跳马的吴家饭铺吃饭，“甜酒、腊肉俱佳”，第二天早饭后，他忍不住“索其腊肉一方归”。
居丧期间平静的生活，甚至得到官方的印证。十一月初七日，何绍基看京中寄来的邸钞，获悉“淮南票盐已行有成效”“海塘复堵合”“广西大获胜战，大有肃清之意”。局势一片大好，然而朝廷一纸调令打破了长沙城的平静。
十一月二十日，长沙“城中喧传石梧（即李星沅）放广西钦差，明日午刻行”。何绍基赶紧到定王台旁芋园问李星沅，始知“十二日亥刻发廷寄，昨十九日亥刻到。林少穆丈（即林则徐）行至潮州作古，石梧代之……”朝廷因应广西事变的一系列人事部署，足见前方战事不利。而李星沅东山再起，却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而发，在李家内部，也未见丝毫高兴。李星沅的母亲“不免闷闷”，而何绍基不仅到洪恩寺外为李星沅送行，且送给他一匣荔枝，“取利用行师也”。这次送别，是两人人生的最后一面，李星沅最终死于军旅途中。几年以后，李星沅之子李桓在江西为消灭太平军鞠躬尽瘁。
此期何绍基长沙之行，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定王台旁的李氏芋园。彼时芋园主人李星沅赋闲在家。两年前，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李星沅，因长子李杭逝世，心灰意懒，告病还乡……此时的李星沅将芋园经营得有声有色，“东院水亭奇妙”“芋香山馆楼上，屋宇重深，书亦富”。芋园，是道光三十年长沙文人交往的中心，不仅因其建筑与风光，还因这里丰富的藏书。可惜，这一年以后，芋园再不是私家优游卒岁的园林，越来越与长沙近代史发生密切关联。
道光三十年除夕，何绍基日记记载弟弟何绍京从京城寄来的信称，新登基的咸丰皇帝“每用人，必从旁探问，左右大臣皆栗栗”。在这“雨且夹雪”的长沙夜晚，何绍基读着这封信，度过了道光三十年的最后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