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现代改编：湖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优秀作品选》序

谭桂林

强调阅读，是中国文学教育的悠久传统，所谓“述而不作”，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都是这个传统的不同表达。直到一百多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现代学科观念的兴起，才逐渐提升专门的写作课程在文学教育中的地位，国人的读写观念也开始由“以读代写”向“写作本位”转移。民国时期大学中的文学教授，鲜有不是作家者，即便如叶圣陶，他虽然坚持阅读本位观，强调阅读对写作的重要性，但他本人可是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几乎无所不能的写作全才。所以，小学文化的沈从文可以以名作家身份到大学讲堂教授小说写作，而《小说作法》之类的普及读物在民国时期的书坊中十分流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然，中文专业的写作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公文、说明文、应用文还有论说文等，与文学写作一样，都是写作课程教授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身也是诗人的杨晦在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时，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过，中文系虽然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但文学写作一直是文学教育过程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恐怕是读过中文专业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的。记得一位语文学史专家在论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时曾指出，阅读的目的是鉴赏求知，写作的目的是表情达意；阅读始于言，写作始于物；阅读吸收的是他人的思维成果，而写作是自我思维的一个过程。从这些方面的比较看，写作关乎的是个人的观察力与表现力的培养，而文学作为一种虚构性的精神产品，显然在观察力与表现力之外，还需要一种超常的想象力。观察力、表现力与想象力，这是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标杆，一个人如果在这三种素质上都相当优秀，不仅成为作家不难，而且成不成为作家本身更不重要了。所以，写作课不专门教文学写作，但中文系所有课程的教学目标都应该朝向文学写作能力的培养。

翟新明博士主讲“中国古代文学1”本科课程，布置“古典文学现代改编”的期中作业，要求学生对先秦两汉时期经典文学作品进行现代小说改编，坚持多年，效果甚好，学生兴趣浓厚，反响强烈。翟博士从2018年至2024年课程共计700余篇作品中，挑选了35篇结集出版，嘱我为之作序，所以引发了上面的这些感想。翟博士的这项教改设计，体现的就是中文专业所有课程的教学目标都应朝向文学写作能力培养这一理念。尤其让我感念的是，早在现代白话文草创时期，大学校园中的不少古典学教授依然以文言为正宗，作业考试动辄要求文言书写，甚至有些新文学名家，一旦荣登大学讲堂，也立马背弃白话的立场。这种风气流传至今，以致偶尔冒出几个能写文言、能做古诗的中学生、大学生，社会上便一片欢腾，奉之为文化复兴的典范。殊不知作诗填词固然不易，但写好白话新诗尤难；文言文固然难写，但写好一篇白话文更不容易。因为用白话作诗作文，要写眼前景，抒心中情，写眼前景就得有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观察力，抒心中情就得有自由、真诚的人格魅力，这才是当年倡导者们所强调的白话文书写的核心能力。翟博士教授的课程是古代文学，但他布置的改编作业则是白话书写，这让我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有趣而且富有特色的对接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现代生命的血气，感受到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人生活的勃勃生机。

其实，古代经典的现代改编，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冯至的《伍子胥》等等，都是经典改编的范例，他们改编经典的目的，也都是要唤醒对经典的永恒记忆，发掘经典的时代意义。从本书中的改编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们对新文学传统的领悟与致敬，如《采薇》篇就颇有点鲁迅风；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全新世代中的青年学子诠释经典时的自我意识与自由精神，如《没说出口的话》想象未来的仿真人是否能够弥补《蓼莪》之思的遗憾。虽然有点稚嫩，但稚嫩就是清新，就是希望，也就是可以期待的未来。所以我欣然受命写这篇序，既为这些学生习作叫好，也为翟博士的教改创意叫好，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多此类学生习作面世。

谭桂林，湖南耒阳人，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入选新世纪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鲁迅研究、中外诗学比较研究等。已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等10余部。